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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宫闱史:从一起案件看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区别与适用
2019-01-19 法律讲堂

摘 要 随着经济的飞快发展,合同行为已经越来越普遍,而合同诈骗罪也成为诈骗犯罪中使用率较高的罪名。但是由于对合同的理解不同,且无具体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致使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成为困扰司法实务界的难点之一。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一起承办案件的分析,阐述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要点和适用冲突的解决办法,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关键词 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 法条竞合

作者简介:郭晓颖,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1.277

一、案情介绍

2017年6月初,刘某某为一店铺装修期间,从老板常某某处承揽了该店铺制作广告牌的业务。后刘某某找到离店铺不远处的广告公司,委托其为该店铺制作广告牌。刘某某通过微信和电话与广告公司老板张某某沟通,确定好广告牌的制作标准以及价格4000余元。后刘某某向常某某报价9000元。2017年6月底张某某为该店铺安装广告牌完毕。后张某某多次向刘某某索要钱款,刘某某称常某某支付钱款后马上向其支付。2017年9月常某某微信转账刘某某广告牌款4000元。2017年10月份,常某某要求改广告牌,刘某某再次与张某某沟通,前期费用与修改费用合计6700元。张某某又多次向刘某某索要钱款,刘某某以常某某未支付等理由拖延钱款拒不支付,并于2017年10月17日开始不再接听张某某电话失去联系,2017年10月19日常某某微信支付刘某某5000元。2017年11月张某某报警,后刘某某被抓获归案。据刘某某供述,其承揽该业务目的是想从中赚取差价,但因常某某一直未支付,其无能力向张某某支付,后当常某某将9000元支付后,因恰逢身体有病需治疗和归还房贷,遂将9000元全部用于个人支出,因无能力支付张某某就不再接听电话。

二、观点分歧

第一种意见是刘某某的行为系合同诈骗,因犯罪数额未达到立案标准,刘某某不构成犯罪。根据刘某某供述、常某某证言、张某某陈述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证实刘某某与常某某之间、刘某某与张某某之间均存在口头的承揽合同。刘某某在收到常某某给付的钱款后,用于个人支出,在张某某多次催要时,隐瞒真相,在未留下身份信息的情况下不再接听张某某电话,系逃匿行为,属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为2万,本案的犯罪数额未达到此标准,因此刘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是刘某某的行为系合同诈骗,在达不到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的情况下,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是特殊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虽然适用特殊法条优于普通法条是一般原则,但是当适用特殊法条的犯罪由于实体或者程序上的原因不受處罚时,适用普通法条。本案中刘某某的行为属于诈骗,犯罪数额虽未达到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但已经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是刘某某的行为系普通诈骗,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从刘某某的一系列行为看,可以认定其一开始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只是诈骗行为的一个“道具”,不能因为只要有合同存在就认定为合同诈骗,此案宜认定为诈骗罪。

第四种意见是此案属于民事纠纷,不宜用刑法调整。不论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都要求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存在与诈骗行为时,即行为人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支配下实施诈骗行为,在对方当事人给付货物、货款等是基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致,行为人在收到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之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但仅仅是逃匿,而没有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对方免除其债务的,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本案中,刘某某非法占有的目的产生在收到常某某的钱款之后,此时张某某已将广告牌交付,所有权发生转移,之前刘某某并未采取诈骗手段,刘某某在收到钱款后欺骗张某某并逃匿,属于民事欺诈,致使发生了民事纠纷,张某某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有救济渠道,不能用刑法来调整。

三、具体分析

对本案的认定关系到三个问题:一是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的关系;二是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三是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适用方法。下面我们结合该案逐个分析。

(一) 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的关系

民事欺诈与诈骗犯罪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对立关系,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一旦认定为民事欺诈就不存在诈骗罪犯,反之认定诈骗犯罪就不可能是民事欺诈;一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民事欺诈包含诈骗犯罪,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界限,只能是诈骗罪与不构成诈骗罪的民事欺诈的界限。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虽然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中都有欺骗行为,但是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属于不同法律调整的范畴,当然具有明确的界限,判断标准有二:一是行为人是否以明显不对价或者无对价的交换方式取得财物,即诈骗犯罪是无对价或者明显不对价占有他人财物,而民事欺诈是有相当的对价谋取经济利益;二是是否存在交换目的的欺诈,被害人是否因为行为人的欺诈而对交换目的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物,即诈骗犯罪是被害人因为行为人的虚假行为导致对商品的交换目的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物,而民事欺诈中被害人未对商品的交换目的产生错误认识。在审查此类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供述是主要证据之一,其能否作出合理解释,与其他证据是否能够互相印证。鉴于行为人供述的易变性,《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均对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了规定,对司法实践中把握非法占有目的起到重要作用。

此案中,刘某某在收到常某某的钱款后,继续采取隐瞒手段拒不向张某某支付,后变更联系方式逃匿,挥霍资金,属于以无对价占有他人财物,符合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很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属于民事欺诈。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要点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此罪中的“合同”不仅是合同诈骗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而且也是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关键。

1.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签订合同

根据刑法罪名体例,合同诈骗罪处于刑法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诈骗罪处于刑法分则侵犯财产罪一章中,可见两者保护的客体不同,而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内容必须受市场经济秩序调整,而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监护合同、劳务合同等由于不受市场经济秩序调整,自然也就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形式,也历经了一番争论。有人认为此罪中的“合同”应仅限于书面合同,口头协议多具有主观性、多變性,如果纳入此罪,会造成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混淆。但是随着司法的发展,从实践中诸多判例可以看出,口头协议已经被纳入合同诈骗罪中,而这样的判决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为意思自治是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也意味着合同形式更加自由,口头协议与书面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此案中,刘某某先是从常某某处承揽了广告牌制作业务,后将该业务交给张某某,虽然均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刘某某与常某某、张某某均在制作要求、交货时间、价款等方面进行了协商,因此形成两个口头的承揽制作合同,属于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通过市场行为获得利润的约定,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要求。

2.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

合同诈骗罪的立法原意是严厉打击利用合同实施的诈骗行为,而且如前所述,该罪名被编排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也体现了立法对其与诈骗罪的罪责评价标准有所偏重。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权利,但更倾向于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必然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活动,即具有与签订、履行合同相关的准备、经营活动,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与合同相关的经济活动,即使签订了经济合同,也仅仅是将合同作为诈骗的“道具”,其实质上未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此案中,刘某某找到广告公司制作了广告牌,并由广告公司交付常某某的店铺,实施了一系列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经济活动,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3.被害人交付财物的主要原因是否与合同有关

既然是合同诈骗罪,就应该是围绕合同展开,被害人必须是基于与行为人签订的合同而导致错误的认识进而处分了财产,如果被害人处分财产与合同无关,则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行为人与被害人签订了经济合同,此后行为人利用签订合同的优势,编造需要周转资金、家人出车祸等虚假事由,骗取被害人资金,因被害人交付财产的主要原因并非基于合同而产生错误认识,因此行为人涉嫌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此案中,广告公司的张某某与刘某某素不相识,无任何经济往来,张某某之所以交付广告牌,完全是基于对与刘某某之间的口头承揽合同信以为真,进而处分了财产,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要件。

(三)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适用方法

合同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虽然在合同诈骗罪中列举了类型化的合同诈骗行为,但是还规定了兜底项,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是被包容于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之中的。但是由于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不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不构成的情形下能否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产生了分歧,即行为人使用合同诈骗的方法诈骗了他人钱财,犯罪数额超过诈骗罪立案标准但未达到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根据特殊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原则优先适用特殊法条,适用特殊法条不构成犯罪时也不能适用一般法条,对于上述情形应当认定无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当适用特殊法条不构成犯罪时,适用一般法条,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不同,在各量刑档上均远高于诈骗罪,如果不严格遵循特殊法条优先适用的原则,所有的合同诈骗行为都将作为诈骗罪定罪处罚,合同诈骗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陷于尴尬境地。如行为人使用合同诈骗方法诈骗19000元人民币,按照第二种观点认定诈骗罪,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是5000元,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标准是50000元,那么诈骗19000元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而如果行为人再多诈骗1000元,刚刚达到合同诈骗罪20000元的立案标准,认定合同诈骗罪,可能被判处拘役甚至单处罚金,诈骗数额多了罪行反而更轻,这种观点显然是有违立法本意的,而且《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中明确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为优先适用合同诈骗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更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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