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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帝之收美狂录txt:论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审判中的适用
2018-12-05 07:07:21 法律讲堂

摘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率先实行被告人自由着装出庭制度,体现了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视与贯彻。以此为契机,再提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适用问题,以期达到增强该原则可操作性、指导审判实践目的。

关键词:自由着装;无罪推定;适用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1)02—0052—03

一、引子

日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龙某、刘某涉嫌贩卖毒品一案,审理程序与平时无异,特殊的只是两名被告人不再身穿“黄马甲”,而是一身休闲打扮。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措施,背后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意义,这一做法强化了法官的无罪推定意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判决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普通公民一样,而囚服具有强大的标签性功能,在客观上会加深人们对被告人的偏见,甚至可能对审判人员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影响审判公正。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允许被告人自行着装出庭的做法则有效避免了这一问题,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符合世界司法惯例,有利于司法人员确立无罪推定的司法理念。

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观念,无罪推定原则已经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崇高地位和重大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似乎多聚集在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价值、哲学依据等纯粹理论性的方面,而如何将一个宏大的理论变成实在的处理案件的规则并在审判活动中具体运用却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二、无罪推定原则在国内外的司法实践

无罪推定原则最早渊源于古代罗马法的“有疑,为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则,其基本内容是对有疑问的案件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但是,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政治法律思想,最早是由意大利启蒙思想家贝卡利亚提出的。贝卡利亚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最早在法律上确定无罪推定原则的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其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未经判罪前均应假定其无罪,如非拘禁不可,法律应规定对他采取的严厉措施。”此后,无罪推定原则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西方各国纷纷效仿法国,相继在宪法或法律中明文规定这一原则。二战以后,联合国也通过许多法律文件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如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并须给予答辩上所需之一切保障。”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视为无罪。”等等。

国内有学者从两个方面对无罪推定原则作了解释:一是它规定了对被告人或任何人加以定罪的程序条件,如司法机关经过法定的程序,以生效判决的方式确定其有罪,被告人的罪行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二是它规定了受到追诉或审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待遇:不应被作为犯罪人来对待,拥有无罪公民的一切权利,并可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与追诉者展开程序上的对抗和辩论。笔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更侧重于对司法权力的规制,从而达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目标。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待遇,则属于适用该原则的必然结果。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确认和适用,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直至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明确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与此相联系,在法律上首次规定受刑事追诉者在起诉前称为“犯罪嫌疑人”,在起诉后称为“被告人”。并且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补充侦查后证据仍然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上述修改,充分体现了我国走依法治国道路的坚定信念,以及加强诉讼民主,保障人权的立法走向。但是,很多学者都认为,目前还不能认为我国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例如,它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法律仍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并且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有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设置等。

三、在刑事审判中如何适用无罪推定原则

(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强调个人权益的不可侵犯性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往往缺乏无罪推定的观念,在审判前,或者先入为主地把被告人当做罪犯看待,或者不将其视为无罪,而是严查其“有罪”证据。表现在工作中就造成了重口供轻调查、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先判后审等,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极其不利,与无罪推定的原则背道而驰,与重视人权、保护人权的现代法治精神也不相符。而在整个司法程序中,人民法院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有权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机关只能是人民法院,任何人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确认有罪之前,都只是无罪的人。

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前提理念就是强调个人权益的不可侵犯性,国家不得任意剥夺。国家要对任何人的自由、财产、生命等实体权益加以剥夺,就必须在法律程序上给予个人必要的保障。我国传统价值观念都是强调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很显然,讲求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至上,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和谐稳定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与上述法律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这些观念阻碍着无罪推定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和贯彻实施。这种价值的选择落实到刑事诉讼审判中,使法官只重视实体而轻程序,为探求实体真实而不惜牺牲程序公正。因此,只有先树立保障人权、尊重个人权利的观念,才能进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在审判实践中才能保护个人权益,避免肆意侵害个人利益。

为了确保这一点,应当有一定的诉讼权利和程序来对抗国家的追诉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例如,沉默权、获得律师帮助权、最后陈述权、上诉权等。如果审判人员不能认真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就会造成误判错判,严重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二)保证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人民法院独立审判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就包括只有法院才享有定罪权,并且权力的行使必须经过合法程序,即对被告人的有罪判决,必须从法庭审判程序中产生。

诉讼程序公正的一项基本要求即保持控辩双方的力量均衡,否则就会因一方职能过于强大而导致相对一方职能弱化,从而产生双方诉讼地位上的不平等。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享有丰厚的诉讼资源,

拥有强大的诉讼能力。而被告人作为单个自然人,在力量对比中显然处于劣势。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再将举证责任推给被告方,就会加剧控辩双方地位的不平等,难以实现诉讼的公正。因此,应当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

公开公正的审判必须确保被告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刑事审判活动,而不仅仅是把被告人看做国家刑罚权得以实现的客体。因此,在刑事审判中,要保证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得到保护,诉讼权利得到保障,要使其能够充分行使辩护权,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当事人身份参与诉讼活动。

人民法院在诉讼中承担的是审判职能,它没有自己的主张,居于中立地位,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平等地对待公诉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诉讼行为,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主张和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对案件做出裁判。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这个规定赋予法院的是庭外核实证据权,而不是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法院只能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而不能主动收集证据。

对于法官来说,在刑事审判中,如果出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那么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或者判决。具体来说,在有罪与无罪难以确定时,应推定被告人无罪;在罪重与罪轻难以确定时,应推定为轻罪;在一部分犯罪事实已经确证,而另一部分罪行存在疑问时,存疑的那部分罪行推定其不能成立;对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还是过失难以分清时,应以过失认定。

(三)排除非法证据和有限度地适用沉默权

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排除一切用非法手段获取的供述及其他证据的证明效力。但是在我国,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并没有禁止在做出刑事审判时使用非法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以刑讯的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言词证据而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证人、鉴定人合法权益或可能影响言词证据客观性的,该证据也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对于以非法的方法收集的实物证据,经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可以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但非法收集证据的手段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合法权益的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公开允许在一定程度上使用非法收集的证据。因为非法证据的使用仅以严重损害被告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者除外,但是判断标准是什么,判断主体是谁,都没有明确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这就难免使司法人员逃避责任。

笔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要求禁止使用一切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相应地,在司法程序上就必须有一定的保障性、制约性规定,否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没有实际意义。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重要延展规则,但是,我国立法却没有关于沉默权的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仅仅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中强调的还是犯罪嫌疑人自我供述,并没有赋予其沉默权。在英美法国家,沉默权的存在有以下几项背景因素:一是人本主义的价值观,二是控辩式的诉讼模式,三是先进的侦查手段。而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个人权利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审判中职权主义的影响深重,被告人处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侦查手段还有待提高。所以,沉默权在我国并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好的生存土壤。

其实,由于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会在一定意义削弱追究犯罪的力度,可能会放纵犯罪,作为沉默权发源地的英国,也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一定限制。《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规定,被告人在下列情况下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这些情况包括:(1)被告人没有提供的事实是他所赖以进行辩护的任何事实,而期望这种事实由他提供是合理的;(2)被告人在审判中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3)警方在他的身边、衣物、住处或被捕地发现任何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材料和痕迹,而被告人拒绝对此进行解释;(4)被告人拒绝解释他出现于犯罪前后特定地方的原因。这些规定表明在英国对沉默权存在一定限制,属于相对沉默权,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拒绝供述,那么,我们也不能以此作为从严处罚的根据。法官在认定证据效力时,应当将沉默权的内涵考虑在内,不能认为被告人行使沉默权就是认罪态度不好,从而对其加重刑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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